美国自19世纪下半叶起，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对英国的赶超，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并保持至今，[1]中国从21世纪初开始，从经济总量上开始加速对美国的赶超，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国际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的结果推算，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2014年中国GDP已超过美国。无论从哪个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来看，21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将是中国从“世界第二”走向“世界第一”。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奋斗与拼搏，中华民族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国家崛起的梦想。如何才能继续保持发展的动力、加快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
历史经验表明，一国创新实力的强弱已成为决定国家兴衰、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当今的国际竞争，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创新发展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和具体措施，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提创新发展，“把创新发展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成为“十三五”规划《纲要》的重大理念、重大战略。
那么，应当怎样认识中国创新发展的道路?它的理论背景是什么?历史发展逻辑是什么?未来中国将怎样建成创新型国家?本文以创新发展的理论模式与中国道路为主题，旨在提出以“5T+1”为模式的创新发展规律，并通过梳理中国创新发展1.0版到4.0版，如何伴随具体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最终形成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从科技创新到全面创新发展的理论框架;第二部分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创新发展的演变，即从1.0版到4.0版，分别对应计划经济时代(1949-1977年)的科技追赶阶段、改革初期的开放创新阶段(1978-1994)、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主创新阶段(1995-2011)，以及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全面创新阶段(2012-2016);第三部分着重分析“十三五”时期中国创新驱动发展4.0版的总体战略布局。第四部分是本文的总结性评论。
一、创新发展的“5T+1”模式
从生产的角度上说，按照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创新”就是建立起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的过程。“创新”具体包括五类：(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创新是一个经济体发展的内生性动力，是“来自于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2]
从国家层面上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最早提出创新驱动的概念，他认为国家竞争力发展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较高时期，国家竞争优势将转向主要依靠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更强调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驱动经济发展。[3]
但是，熊彼特和波特的研究仅看到企业在创新中的地位，并没有进一步回答，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究竟由哪些方面构成，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机制是什么，科技落后国家是否具有跨越发展的可能，创新驱动怎样在国家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这就需要分析创新发展的理论机制，更有必要回顾和总结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创新发展历程，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
总体来看，创新发展的理论机制可以概括为“5T+1”的模式：人才是创新的源泉，人才培养是创新发展的根本。只有把人力素质的提升和人才资源的开发摆在最优先的位置，才能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活水。创新能力是包括五类能力在内的集合，即：引进科技能力(T1)、科技再创新能力(包括引进创新、模仿创新、集成创新)(T2)、自主创新能力(T3)，以及国内市场创新(T4)和世界市场创新(T5)能力。[4]这就是构成一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容，而“5T”创新水平的提高与创新合力的形成，既是建成创新型国家的主要方式，又是现代化后进国家能够利用后发优势、创造先发优势，加快缩短与先进国之间巨大差距的重要原因。
“5T+1”模型刻画了科技后进国家由落后到追赶，再到并驾齐驱，最终实现创新超越的内在机制和发展规律(见图1)：当技术后进国处于追赶初期时(t0-t1)，引进科技机制(T1)是培养自身研发和利用科技总体能力(包括人才在内)的主要途径;一旦技术后进国(Ta)引进科技能力(T1)的扩散速度明显高于领先国的技术创新速度(Tb)，同时又具备较强的吸收、模仿创新能力(T2)，就可以加快技术追赶的步伐(t1-t2);当后进国经过引进和再创新能力的大幅提高，进入强化自主技术创新能力(T3)阶段，就可以加快技术追赶的步伐(t2-t3)，加速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从世界科技的“跟跑者”成为“并行者”，实现创新跨越。
图1 创新发展：从后发优势到先发优势(略)
这是因为，从创新规律来说，科技后进国家大多属于追赶型创新(catch-up innovation)，科技发展主要来自外部，科技实力的增长较快。而科技先进国家已进入内生型创新(endogenous innovation)阶段，技术创新源于内部运作，科技实力的增长相对较慢。因此，如果后进国家能够充分发挥T1、T2、T3带来的“后发优势”，同时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市场规模优势(T4、T5)创造的“先发优势”，一国的科技实力就有可能产生乘数甚至指数式的提升效应，即使发展的起点很低，也有机会成为世界科技的“领跑者”(>t3)，早日实现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上述模型即成为中国科技水平在短时间内从“跟跑者”成为“并行者”、“领跑者”，对主要发达国家实现“技术追赶”、“信息追赶”、“知识追赶”、“经济追赶”，并将最终实现创新跨越发展的理论框架。需要注意的是，科技落后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并行、超越，继而形成先发引领优势，是有条件的：一是取决于后发国家的开放程度，二是取决于内部消化吸收和利用程度。
由此可见，从技术追赶者到并行者，最后成为引领者，不仅需要科学技术在前沿领域实现创新突破，而且需要科技创新渗透和扩展到整个经济体系，并且要善于不断接纳和吸收一切有利的外部创新力量和创新资源。这就一定是一个从个别的、局部的创新，到整体的、全面的创新发展过程，“5T”创新能力和创新机制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通过从科技突破到科技创新，再到创新引领，或者说是全面创新的跨越，才是落后国成功实现“技术追赶”、“人才追赶”、“经济追赶”的基本途径和一般发展规律。
二、中国创新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从1.0版到4.0版
回顾中国创新发展60多年的历程，创新发展战略从科技创新的1.0版到全面创新的4.0版(表1)，就是中国从现代科技落伍者，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的宝贵经验。从这个历史演进来看，所谓创新驱动发展，就是一个从科技与人才相结合、科技与产业相结合，到科技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国内与国际市场相结合，并最终形成社会创新合力的过程，这就体现为“5T”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创新发展战略，就是通过对创新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最大限度发挥“5T+1”创新机制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创新发展道路为科技落后国家提供了一条从创新落后者到追赶者，再到赶超者的“弯道超车”之路。
毛泽东开启了现代中国自主创新的历史时代，这就是中国创新发展战略的1.0版本。新中国正式成立之前，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提出，要“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这反映了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下，[5]全国人民发展科技的迫切要求。当时党中央的基本判断是：我国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比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落后了几十年。[6]1956年1月，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前瞻性地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7]正是根据毛泽东这一宏大构想，中国政府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追赶方针，拟定了13个方面57项重大任务。[8]这是新中国改变科技落后面貌、追赶先进国家梦想的第一个科技发展蓝图，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限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中国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封闭或半封闭、城乡隔离、地区分割的条件下自主摸索创新，因此这段时期是中国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差距逐渐拉大的时期。
表1 中国创新发展战略演变(1949-2016)(略)
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进入开放创新的探索时期。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首提“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著名论断，会议还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科学技术工作的奋斗目标。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9]确立了中国引进技术为主、实现自主创新的基本方针。这可以称为中国创新发展战略的2.0版，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内统一开放的市场逐渐形成，特别是对外开放的格局初步形成，促使中国引进科技能力(T1)和科技再创新能力(T2)大规模提高，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1980-1985年间的全要素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71%，[10]标志着中国进入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是中国创新发展的开拓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大大推动了科技创新向先进国家迈进的步伐，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方针。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紧密结合。2006年1月，胡锦涛同志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为此，国务院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了到2020年创建创新型国家的具体目标，这些战略意图与战略设想也分别体现在国家的“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之中。“国家战略+五年规划”构成了创新发展战略的3.0版，这个时期，中国科技创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科技实力从2000年占全球比例的不足4%，上升到2012年的20%，超过英国、德国、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第三大科技实体(见附表1)。与此同时，随着企业利用国内市场创新能力(T4)和引入国际市场创新能力(T5)的大幅提高，中国的科技创新加快了赶超西方先进科技的速度。如阿里巴巴(Alibaba)和腾讯(Tencent)这样的新经济企业，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成长为业内领先的世界级科技企业，正是这一巨国市场规模优势的最佳体现。
十八大之后，中国进入全面创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创新发展的总体思路、主要目标和具体措施。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提创新发展，并“把创新发展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意味着中国进入全面创新时代、全民创新时代。特别是随着国家组织和编制重点专项规划的手段更加成熟，“五年规划+国家战略+专项规划”不仅成为统筹中长期发展的体系，更成为对科技教育等创新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强化指导的重要抓手。4.0版本的全面创新战略，不仅是对前三个创新发展战略的继承，更是在3.0版本基础上，以网络强国、国家大数据、创新驱动发展和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为支撑，不仅大大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更形成了科技水平在追赶中跨越、经济社会在创新中发展的良好局面。我们预计，到2020年，中国创新发展水平将迈上新台阶，科技实力占全球比重达到28.46%，大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创新大国。
三、创新引领发展：创新发展战略4.0版
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科教兴国战略”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再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反映了党中央对创新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更体现了创新发展战略在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11]从1.0版到4.0版的变化和调整过程，伴随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从而形成创新发展不断升级的过程，这就非常符合“5T+1”的创新发展规律。更重要的是，从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创新发展战略1.0版)为导向，到科技规划纲要(创新发展战略2.0版)为指导，再到“五年规划+国家战略”(创新发展战略3.0版)的实施模式，直至形成“五年规划+重大战略+专项规划”(创新发展战略4.0版)的立体支撑，国家对创新发展指导的不断科学化、系统化，这就是中国创新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跨上新高度的重要经验。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已经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创新驱动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位置更加凸显，中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势进一步提升。[12]为此，自2016年3月“十三五”规划纲要颁布以来，国家的创新驱动、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快速、密集出台。5月19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8月8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形成了推动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部署，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确保如期实现“三步走”的创新发展目标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和现实基础，这构成了创新发展战略4.0版的主体内容。具体来看：
(一)国家五年规划：总体设计+重大保障
中国五年规划的编制，不仅是一个研究发展问题、提炼发展理念、总结发展经验的过程，更是一个设计发展规划框架、落实发展方案的重大决策过程，[13]这就形成了中国创新发展道路的最大特色，成为创新发展战略4.0版的核心。
从“十三五”规划对创新发展的总体设计上看，“十三五”规划纲要不仅将创新发展列入规划的总体发展目标，还专门列出了4项具体的预期性指标(实有指标5项)，占规划总指标数16%(实有指标占比15.2%)，[14]这大大加强了国家规划对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引导作用。同时，从创新发展的次优先指标来看(见表2)，创新发展战略4.0版更是在之前基础上，从科技创新的单一创新、局部创新，拓展到以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共同支撑的系统创新、全面创新。
表2 五年规划中创新发展的优先与次优先指标(略)
同时，五年规划还通过提出“三个重大”(推出一批重大项目、一批重大工程、一批重大政策)，丰富和细化了创新发展的内容和任务，更是为扎实落实创新发展、督促和发挥政府的创新引导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实施抓手。“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六大类、66项创新发展重点工程，投资规模和项目数量均大大超过以往(见表3)，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配置资源的优势，是中国创新发展再上新台阶的坚实制度体制保障。
表3 国家创新重大工程(略)
(二)创新驱动战略纲要：战略目标引领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为总揽创新全局、部署创新任务，尤其是明确创新发展的目标做出了宏观规划，从而成为创新发展战略4.0版的关键。具体来说：第一步，在“十三五”时期，确保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初步形成创新型经济格局，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0%以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5%。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主要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创新能力从“跟踪、并行、领跑”并存、“跟踪”为主向“并行”、“领跑”为主转变，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8%，国家创新体系更加完备。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进一步提高到4%，劳动生产率、社会生产力提高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15]
(三)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具体目标落实
主要来看，《“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下称《规划》)首先明确提出了“十三五”科技创新总体目标，即：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大幅跃升，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进入前15位，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16]从具体目标看，有五大目标：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显著增强;创新型人才规模质量同步提升;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更加成熟定型;创新创业生态更加优化。
其次，作为科技创新的“指挥棒”，《规划》提出了12项预期性指标(见表4)，清晰地绘制了2020中国科技创新目标及宏伟蓝图。这些指标将成为指引各类创新主体的“指挥棒”，极大地发挥在各个创新领域的推动和实施作用，充分发挥各类创新主体和创新人才的作用，形成全社会的创新合力。
表4 “十三五”科技创新主要指标(略)
四、结 语
如何理解新中国在短短六十年间取得的巨大创新成就?习近平同志高度概括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17]创新发展战略1.0到4.0的形成与实施，不仅是中国科技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途径，更是未来推动创新发展的制胜法宝。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在主要科技领域和方向上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已经进入世界创新大国的行列，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占有一席之地”的战略目标，并具有巨大的创新发展潜力。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科技人力资源第一大国，2014年，中国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全时当量达到394万人年，占世界总量的28%;中国研发投入(PPP)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15.45%，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占世界总量的34.62%，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科技论文发表数占世界总量的20.39%，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创新中心，与欧美并驾齐驱。但需要看到，国内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科技人才队伍大而不强，中国的创新发展正处在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成功实现创新转型的国家，才能长期保持世界经济的引领地位。例如，1820-1870年期间，美国对英国追赶型创新，年均增长率为4.20%，高于领先国英国的增速(2.05%)，但直到1870-1913年才实现从追赶型增长到内生型增长的转变，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长率为3.94%，1913-2008年为3.11%，但保持世界经济引领者的地位至今。从这个角度来看，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刚刚完成从落后者向追赶者、并行者的转变，正在向领先者的角色转化，可能要花费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实现创新引领，创新发展之路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有意识、有目的地向全面创新转变，实际上，中国既具有欧美等西方国家不具备的规划体系与实施能力，有利于推动“5T+1”创新模式的统筹发展、重点突破，又具有日本及其他技术先进国家无法相比的巨国市场创新(T4)及世界市场科技创新(T5)优势，有助于实现跨越式发展。可以说，实现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目标，中国一定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刚刚结束的杭州G20峰会上，“创新增长方式”首次被列为G20峰会的重点议题，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在中国的倡议和推动下，各成员国一致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创新发展已成为各国共同的发展理念，创新驱动将替代资本、要素驱动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共识，推动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结构性改革，将成为各国一致的发展计划。因此，创新发展不仅是中国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大战略，也是解决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应对方案，更将成为全面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实现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根本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并且正在发动一场新的创新革命，协调并推动G20共同创新，进而将掀起全球创新的又一次浪潮。可以预期的是，到2020年，我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将大幅跃升，迈进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成为新的世界创新中心，创新驱动将不仅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第一动力，更会成为中国引领世界经济的最大动力。
[作者简介]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情研究院院长;张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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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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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Z].1978-12-22.
[11]胡鞍钢，张新.创新发展：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2)：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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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丹，胡鞍钢，鄢一龙. 国家发展五年规划的战略分析与实践认识——以“十二五”规划为例[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27-39.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R].2016-03-17.
[15]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Z].2016-05-19.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126. 责任编辑：guanliyu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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